它宣扬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独立取决于控制自己生活和财富的能力，而不是依赖国家转移支付，这种控制力是指对住房、企业、医疗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
国家应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既可促进银行业的竞争，也可以实现银行体系的多层次化，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导向。
第四，房价高企，严重透支居民未来20年收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奇怪现象。但由于目前银行以国有资本为绝对主导且新设银行审批困难，导致银行业出现了准垄断格局，以致于利润高得不好意思（民生银行行长语）、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温总理语）。幸运的是，中国央企的利润和股权价值可以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可以说，金融体系功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异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沉重包袱。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仍然较低（不到50%）来看，城市化潜力巨大。
在当前人大制衡虚化、地方财政不透明的背景下，地方财政存在极大的腐败和浪费风险：三公经费、官员腐败、形象工程问题日益突出。保护知识产权，已不再是仅仅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是要保护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圈。
6.控制房市泡沫，稍稍挤压泡沫，但不宜让泡沫破灭，争取在城市化进程中使泡沫软着陆，必要的时候可以临时救助房市，以使房地产游戏继续一段时间，使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有喘息和休整的时机。2011年下半年或者2012年上半年，我国将迎来一场经济萧条。如果控制不住地方政府的这股热情，受害的不仅仅是所谓的中低收入者和所谓的工薪阶层，商业和服务业的经营环境也将进一步恶化，对整个经济形势更严重、更深远的危害也会接踵而至、逐渐显现。我国可以学习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
结果就导致了很多制造业产品严重过剩，且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形成经济结构的内外双重失衡，在国际市场的风云突变中难免遭受打击。在这种形势下，左派和右派都能从社会现实中找到事实依据来宣传自己的主张。
右派则对传统民粹主义遗产的负面影响有着深刻的研究和体会。目前可暂缓其中的一项改革，可在日后再择宏观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机重新推动此类改革。只有趁早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具公平性和平等性，才能在将来不受制于社会保障，才能在将来避免国家被徒具理想气息却严重缺乏理性精神的古代平均主义思想所俘虏。目前存在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
这一情况目前已在小城镇和农村表现出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实际上，左派对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理想缺乏、保障缺位等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而这些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能在市场化进程中自发得到解决。一方面继续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民粹主义体制，如保留一些国有企业，对一些重要资源和要素继续维持国有化。一些企业在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出口市场不振等多重压力下，举步维艰，面临着减产、停业的考验。
通货膨胀将会进一步挤压中小企业的盈利空间，使它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的滞胀局面。这些地方的购买力要么增速有限要么下滑，对内需的扩大构成严重阻碍，且会加剧通胀。
在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没能相应地快速提高，人民收入没能相应地快速提高的情况下，急速的价格一体化会对小城镇和县城、农村造成严重冲击，使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百姓以及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生活水平提高受阻。而我国政府和知识精英们，比广大民众更有知识、更有觉悟，更有励精图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更有力量，更有行动能力。
正如右派所正确指出的，使民粹主义遗产如国企等进一步膨胀，并不能实现左派所期望的社会公平理想，只是使他们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和慰藉而已。对我国中央政府而言，上调准备金率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使商业银行雪上加霜，但不上调准备金率又担心通胀得不到控制，实在是进退两难。结果就是，房屋的供给量越来越不足，越来越多的租房者面对着越来越紧缺的房源。当股市不再可靠，不能再发挥保值增值的作用之后，房地产市场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在如今的重新重工业化趋势面前，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潮流面前，我国政府和知识精英们仍然在知识上、觉悟上和力量上更能快速推动一部分新兴产业的发展。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可从长计议，不必急于一时，以免危害经济全局。
但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思想觉悟和力量在当时都严重不足，难以依靠民间力量实现快速发展。从总体上看，延续下来的民粹主义遗产和经济社会政策的务实化正在形成合力，一方面阻碍公平竞争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阻碍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忽视了很多理想主义目标，忽视了公众的福利。
而右派的理性精神也是目前的社会很缺乏的，但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不够。到时候为了保全商业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也不便再严厉推行。
万一真的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局面，政府可以以低廉价格收购一部分无法变现的房产，直接用作保障性住房。但近年来，与上述趋势相反的是，政府收入和垄断国企的规模都快速扩大。
我国需要的是一种综合了左派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右派的理性精神的新民粹主义。整个社会的很多经济主体都在做着这样一件事：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利益，同时不断地推卸自己的担子和责任。（二）改革过程中的去社会保障化，导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严重缺失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的改革转型成本被推给社会。一部分国企与行业政策一起恶化投资创业环境。
这种局面是危险的，处在这种局面下的经济体也很难长期得到安稳。总而言之，成本上涨和通货膨胀正在抄着企业的后路，而产业升级困难和低层次自循环圈的长期存在，以及外贸增长势头的放缓则使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遭遇瓶颈，形成目前前路难行，后有追兵的险恶局面。
这使小城镇和县城、农村的生活成本长期以来远远低于大城市，不同的地方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价格体系和各种各样的地方价格。近年来，一方面是房地产业和相关行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很大，另一方面投资创业环境不佳和产业升级滞后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
一部分新产业、新技术被政府的力量推动着高速发展，另一些新产业、新技术以及未来的很多新趋势、新潮流都可能被严重忽视。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拆迁积极性，它们通过拆迁将大量土地低价据有，而后再高价卖出。
（六）房地产业的繁荣和泡沫，也是投资环境不佳和产业升级滞后的结果和原因：经济结构失衡的又一表现形式判断经济的景气和萧条，虽可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行业作为指标，但更重要的是看整个经济的基本面。例如，垄断型国企不再被公众视为维护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的利器，而被视作高福利、高收入，以垄断经营维持小集体利益的经济组织。与此同时，经济社会改革的高度务实化和去理想化，也对共同富裕理想构成了挑战，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只要中央政府下定决心限制地方政府用公有土地谋取暴利的行为，让公有土地=地方政府的土地这个等式不再绝对成立，就一定能有效扭转局面，使广大民众获得基本的住房保障。
它们无力改变内需不振、居民购买力难以提高的局面，却可以为之推波助澜，对就业的贡献日渐式微，也使之在维持就业和保障经济稳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为了打破低层次自循环圈，在产业演进问题上，应将产业自发演进的力量和政府的引导扶持力量结合起来。
2.完善法制，改善软环境，将政府的产业规划和民间的产业自发演进力量结合起来，推动新产业、新经济形式的产生和壮大，冲出低层次自循环圈。这样一来，商业银行在政策性放贷方面的负担将大大减轻，有利于减少它们的呆坏账，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水平，增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
相反，肉眼的直观感受是市场化进程反而让很多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前述种种原因导致了制造业的低水平循环，而制造业的低水平循环又进一步阻碍产业升级和产业演进，形成一种互动频繁的恶性循环。